吴让之作品

　　赵之谦为一代艺宗，书画篆刻诗文都是多面手，技法全面，在当时无有匹敌者，又为海派绘画前驱和金石大家。与清末吴昌硕并驾齐驱。尤其在清代篆隶崛起的特殊年代，他的“说文篆”生动活泼，足可与吴昌硕的《石鼓文》双峰对峙。他的绘画则山水花鸟人物兼擅，形式感独步天下，远超同辈之上。吴让之是赵之谦的前辈，也是书画篆刻兼善，在篆书史中，上接邓石如，成为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中坚人物。故清中期以来论篆隶中兴史，向来是以邓石如(安徽)吴让之(扬州)、赵之谦(绍兴)为正宗一脉的承传，并无异说。

　　最近澳门艺术博物馆《吴让之与赵之谦书画篆刻展》之大举，嘱我附一“专论”。吴让之与赵之谦的关系亦师亦友，吴长于赵30年，并无师承关系，只是同时专攻篆刻而已。但以前读赵之谦《吴让之印谱·序》中，又看到一些费猜索的评语，令人迷茫。至少在收藏、市场交易这方面，引出这个话题是有意思的。

　　故事发生在同治二年(1863年)。赵之谦好友魏稼孙持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呈示吴让之并乞题，吴让之以当时皖派中坚的身份为作跋：“撝叔赵君自浙中避贼闽海，介其友稼孙魏君转海来江苏，访仆于泰州。一册中有自刻名印，且题其侧曰：今日能此者惟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见重若此，愧无以酬之。谨刻二方呈削正，盖目力昏眊，久不事此，不足观也”。并刻赠“赵之谦”、“二金蝶堂”二印。吴让之以65高龄又是印坛班首，獎掖未谋面又有才华的后进，这样做也是不容易了。当然，他是长者，所以他在夸奖“先生所刻已入完翁(邓石如)室，何须更赞一词耶？”的同时，也委婉提出“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针对赵氏追求丰富的艺术表现提出自己的稳健艺术观。赠印作跋为善意，提出意见为切磋，应对有方了。

　　同年八月，魏稼孙又集《吴让之印稿》，想到吴赵二人既有前缘，又都是他认定的偶像级人物，遂携谱自闽赴京请赵之谦撰序，题为《书扬州吴让之印稿》。赵之谦既表示了对吴让之成就的赞扬，但却又提出了尖锐的评论：“摹印家两宗，曰徽曰浙。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微宗无新奇可喜状，学似易而实难。巴予籍、胡城东既殇，薪火不灭，赖有扬州吴让之。让之所摹印，十年前曾见一二，为大叹服。今年秋，魏稼孙自泰州来，始为让之订稿。让之复刻两印，令稼孙寄余，乃得遍观前后所作。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僅守师法，不敢踰越，于印为能品。稼孙与余最善，不刻印而别秦以来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说微妙。且有让之与余能为之不能言者，附书质之。同治癸亥十月二十有三日，会稽赵之谦书时同客京师”。

　　十年前见一二而大叹服，十年后见全观却留下“手指皆实，僅守师法，不敢踰越”的评语。还有一个神品妙品能品的第三级能品的定位，尖锐锋利，令人愕然。我估计是吴让之为赵作跋时的“让头舒足为多事”的提醒令赵之谦老大不服气：“手指皆实僅守师法”云云和“能品”之赠，正是冲着吴的“老实为正”而去。

　　一个系统：皖派三大家中的两位标志性人物；两部印谱：《二金蝶堂印谱》的吴让之跋、《吴让之印稿》的赵之谦序，还有魏稼孙这个热心者穿针引线奔走于淮扬、福建、北京，结果却引出一场艺术之争。平心而论：65岁的稳健的吴让之，在艺术感觉上的确逊色于锐意进取血气方刚35岁的赵之谦。吴让之平和而点到为止，赵之谦进取而直言不讳，于文风人品吾取吴，于艺术立场吾取赵。事物的两重性，于此可见一斑。

　　魏稼孙真是个优秀的收藏家，曾组织吴让之、胡澍、赵之谦三位小篆名家写出一组有序的册页作品，但引出艺术观之争，却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

　　今日谈收藏，一是应当学魏稼孙，制造了一组这样有趣的题材。一个收藏家，应该进一步“创造”收藏品而不只是买进卖出。我想如果遇见这两部有吴跋赵序的印谱，当以五倍十倍之价致之。因为它还是重要文献，有印证清代篆刻观念史的学术价值。二是作为藏品，它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取代性，世上不会有第二本相同的印谱。这就是文物收藏的要领。三是对吴让之、赵之谦、魏稼孙等人物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我们了解清代前辈的个体处世方式、交流原则、社会认同度等更大的研究范围内容直接保留了珍贵的证据。如此理解顶级收藏，谅必不谬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