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史，已成为今天中国人一件较严峻的事情。提出这一问题，或许会令许多人一时难以理解。其实，不仅一般的人，就是广大知识阶层群体，亦不甚了解，即使是专搞民族传统文化的专业人才，由于专业分科的影响，恐怕也有问题。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历史转折之时，却缺乏一批深知民族传统文化史的学者，是很难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重任的。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一百多年来，民族传统文化所遭受的不幸命运。近代以来，由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落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地对中华的侵略和掠夺，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便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批先觉的文化精英，开始觉悟到，落后衰败的封建主义文化，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面前，已是在劫难逃。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甲午战争中国洋务运动的惨败，维新派七君子的被杀，血的教训，震醒了精英们，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满清王朝，才能拯救中华覆灭的命运。“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华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开启了民国新时代。然而，又由于军阀混战，使已千疮百孔、衰败不堪的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深渊，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终于高举起正真为国为民的革命大旗，领导中国人民又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开始走上了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道。中华民族又奋发崛起，从此昂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从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初级阶段，由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领导人民重建家园，至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基础已基本建成，令世界为之瞩目，西方列强们从敌视、压制、封锁到握手言和，国际环境由东西方对立转向了和平共处的新局面。中国遂在1980年开始转向“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上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便基本上达成了目标，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傲然挺立于世界了。其蓬勃发展的速度和气势，为世界史创造了奇迹，令世人瞠目结舌。由此，也令世界列强摘下有色眼镜，重新认识中国，尤其是开始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智慧和生命力。现在，中国人民在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步入实现两个一百年“梦想”，建设中华文化盛世的历史阶段。倡导弘扬传统文化，正满怀自信地为创造强盛的新文化，实现崇高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从以上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看，我们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但在近百年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复杂艰苦的斗争历史现实，促使我们党和人民只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文化，尤其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如何建设时代社会主义新文化，虽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和方向，但如何做，如何才能做好，似乎主客观的条件都不具备，还只能做些基础性的工作。由于从近代以来，西方的强势文化横扫了整个世界，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被视作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而被唾弃。新中国建立之后，也成了革命和批判的对象，大批的旧知识分子也因此遭难，到“文革”动乱，终于几乎被横扫殆尽，致使新的一代传统文化人才也几乎断绝了。“改革开放”，崇洋风盛行，文化、教育，就全面西化;学英语重于学汉语，掀起了留学热潮。只重科学技术，漠视人文文化，尤其是民族传统人文文化。教育仿照西方的学科化，专业不断细化，加上应试教育制度，只讲知识教育，不讲德性和智慧教育;视学生、人才为工具，学校成了生产“人才产品”的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泛滥，导致人们的贪欲空前膨胀;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发财梦”异化了人们的灵魂。人性空前丧失，动物性毕露，贪得无厌、无恶不作，腐败堕落;庸俗低劣文化泛滥，假丑恶成了时尚;文化界充满乌烟瘴气，一派没落变态的文化风气，笼罩了这个特殊时期。这种不良的平庸文化之所以风行一时，原因固然多多，但与传统文化这个本“根”的失落，与长期被封闭的国门，不无关系。所以，在不了解西方文化的情况下，当国门一经开放，获得空前开放自由的国人，自然难辨良莠，捡到牛粪当黄金，互相追逐。幸好因发展经济的要求，对科学技术抓得很紧，无论是科技成果，人才培养，的确成就不菲，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赋予的历史重任，才告慰这个时代。然而，无庸讳言，在人文文化这方面，由于多种原因，的确乱象横生，与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的勃兴，背道而驰，呈现出衰落的态势。

　　现在，中华民族已丢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经济上已成了世界的强国之一，是到了可以努力建设中华盛世文化的时代了。党中央倡导弘扬传统文化这个“根”，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自信力又开始回来了。由于民族文化的特质属于人本文化，因此，人文文化之深厚强大，为世界文化独一无二。科技文化，属于物本文化，依西方近现代文化史看，只需几百年，就可以创造极其辉煌的成就和历史奇迹，我们这三十年的科技成就，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而人文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就不容易了。在这方面，近现代文化与科技是走着相反的道路的，致使其不断地衰落。中国如果向西方学习，前景恐怕是悲哀的。西方古代由于神本文化为主导，神主宰着人的灵魂，因此，在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和近代文艺复兴时代，人文文化因闪烁着神的崇高思想精神，从而创造了辉煌的盛世文化艺术。而至近现代，由于物本文化主导了人的灵魂，被物化了的人，已被金钱、利欲所主宰，在自由和民主的幌子下，人们被严格的法律和制度的囚笼禁锢着。人性的丧失、智慧的贫乏，导致人文文化不断衰落。我们这三十年文化的现状，多少也反映了类似的衰落症候。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传统文化是一以贯之，绵延不断地发展着的;其体系之严密、完善，其特点之鲜明，其成就之卓越和辉煌，为世界史独一无二。西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被遗弃千年之后，到中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才被开发弘扬起来，造就了文艺复兴的辉煌文化和近现代资本主义五百年的科技文化的昌盛。那么，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宝藏，却至今未被很好的开发和弘扬起来，尤其在西方现代人文文化日趋衰落的情形下，会对中国的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然而，我们如今面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却难题多多。一是五千年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历史之悠久和成就之卓著，如何去继承和弘扬?如何才能很好地依据文化发展的要求，予以发扬光大?二是人才严重短缺，深谙传统文化的博学家，已十分稀缺。即使是还在搞传统文化的，由于现代的学科教育体制，大多是专家型的人才，对传统文化缺乏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和研究，只知局部，不识全象;而且又多受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先入为主，来研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史。如以西医的科学观来研判中医，总是莫名其妙。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多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束缚，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年来，学术界受其影响不少;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又不受重视，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致使学术界的乱象百出，莫衷一是。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和血缘家族(氏族)为基本结构的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原始公社制德治社会(以彩陶文化为标志)，到家族(氏族)奴隶制等级礼治社会(以青铜器为标志)，到封建专制主义法治社会(以铁器为标志)。

　　中华民族文化史的开篇，应该说是始于一万多年前的传说时代，在农业经济产生和形成之时，就步入了新的文明史。如盘古开天劈地、夸父逐日、伏羲与女娲、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远古神话和传说，都已明白地告诉我们，文明开篇时之文化特点和成就。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标志，是“农历”天文历法的创造。以上几例神话和传说，皆与天文历法的创造相关。如“夸父逐日”，夸父这位巨人，干嘛这么傻，要去追逐太阳?请看“夸”字的结字，上为大、太、天(甲骨文中三字均为    字);下为    ，甲骨文中为    ，形如手杖，即为父、老、考字。因此，“夸”字由大(太、天)父二字合体，(这可能是后人转录笔误，才创此夸字)。“逐日”，即夸父用木棒(手杖)，立于高处，观察太阳影子运行的变化，会发现一年中之夏至、冬至日影子景象是不变的;夏至日影子最长而冬至日最短，其周期时日都一样，为360日，这样一年时日就确定了。从中间等分，各三个月为春夏秋冬四季;再继续等分，即得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如此太阳历法就创立了。《易•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即夸父测日影的木棒，也即是日晷(圭);“两仪”，即日光与日影，也即是天地、阴阳;“四象”，即四季;“四象生八卦”，即为八卦之年。八卦的卦字，从圭从卜，圭即日晷;卜，测也，计算历数也。在古文献中，太极，亦称太一、太补，也即是古神话中的夸父，盘古王。而“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是关及天干地支历法的创造。“十日并出”，说明太阳历法错乱了，后羿灭其九，只留一日，将其与月亮结合(如后羿和嫦娥为夫妻)，天干地支之甲子历法就创立了。一九七九年发现了江苏海安县青墩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了刻有“八卦”数符号的甲骨鹿角，证明八卦、天文历法(农历)创立之早。关于伏羲氏创八卦之传说，应是对的。《易•系辞》云：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其它传说还有很多，如有巢氏教民筑巢和穴居，以防御野兽的侵害;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技术，改变了先民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状况，使人类的体质和大脑智力大为提高;神农氏炎帝创造了农业文明和制陶、纺织、饲养家畜、采药治病等;轩辕氏黄帝统一了天下，创立了华夏龙凤民族，以血缘家族(氏族)为基本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民族，从此确立起来。以原始氏族公社制为结构基础的社会，形成“小国寡民”式的部族自相治理的原始德治社会状态。从八千年前至三千年前，磅礴于黄河长江流域的彩陶文化，也反映了这一时代中华民族形成时期大一统之盛况，和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的历史状况。传说黄帝时代，发明创造之爆发性发展，如宫室建筑、舟船、蚕丝、医药、棺椁及文字，历法、算术、音律等，文化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使民族文明水平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彩陶文化，亦充分地展示了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蓬勃景象。如烧陶技术之高、造型和装饰图纹之美，其蕴含意义之深邃和高尚等，都充分地展示了这一时代文化艺术之特色和成就。(参看拙著《彩陶艺术论》)由黄帝、炎帝开创的时代，经颛顼、帝喾、尧、舜至大禹五帝，原始公社德治社会才趋向解体;由禹之子启建立了以血缘家族(氏族)为基本结构的奴隶制礼治社会。这是民族古代社会发展史上有别于原始社会时代的新型社会形态，是家国一体的血缘宗法家族(氏族)奴隶制等级礼治社会，其历夏、商、周三代，至战国时期秦国的建立而结束。

　　关于古代社会之分期，我们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分期的理论和方式为基准，但在研究中，由于中华民族古代社会独特的发展史，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往往以教条主义，先入为主，勉强套用，造成众说不一，不知其何，史学界学术研究之混乱，至今未能理清，以至酿成许多误解，影响我们今天正确地认识民族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重要的原理，是尊重历史，必须从历史发展实际出发，从中找出其固有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尤其是中华之文化发展史，绵延不断，历万年而不绝，始终依着自己特有的历史轨迹发展着;其文化史之悠久、体系之严密、文化之博大精深、成就之卓越辉煌，为世界文化史之最。而且，马恩并未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史，只是依西方社会发展史作出的一些结论和理论原理。其许多科学原理，对我们学术研究会有很好的指导和启迪作用，但不能将其作为“教条”硬套。

　　如我们民族在三代的家族奴隶制等级礼治社会，在西方古代史中就是没有的，我们虽然也冠以“奴隶制”社会之历史名称，但与西方古希腊罗马那种典型的奴隶制社会，显然是不同的。夏代从血缘氏族原始公社制社会转变到血缘家族奴隶制等级礼治社会，其明显的变化就在于变公有制为私有制：一是夏启废除了原始公社共和之“禅让制”为家族世袭制，家国一体，为政治上化公为私;二是改变原始巫术礼教的“天人合一观”为“天命观”;王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以统治万邦;以孝为本，变“亲亲”为“尊尊、亲亲”;使巫术礼教成为奴隶制家天下的文化思想统治的工具，即变“德治”为等级“礼治”。三是土地、臣民属王家所有，财产为私有，经济基础化公为私。以上这三点，是奴隶制社会性质确立的基本点。但由于中华民族是血缘家族(氏族)为基本结构的民族，三代乃是家国一体为特点的国家体制，原先的氏族原始公社变成了诸侯国，而各候国是自相治理，互相独立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大夫建邑，士食田;等级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和奴隶;诸侯为天子陪臣，大夫为诸侯家臣，治理邦国大事;士食田，“士不知有国”(不能参与邦国大事)，为基层贵族，管理庶民农工牧兵等各类社会事务。奴隶只使用于贵族家庭杂役，不参与农业生产;庶民为自由民，依“井田制”分封土地，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并负有兵役义务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便是三代“礼治”政治之实质。家国一体的特点，所以天子与诸侯之关系，为血缘关系，分嫡亲与外戚二系，诸侯们称天子为兄，天子称诸侯为叔、伯、甥、舅;诸侯依功绩和居国土地，庶民的多少，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大夫、士亦如此，各分上、中、下三等。三代以“礼”为治，至西周成熟完善，依《周礼》，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故只施行于士以上的贵族之间，天子、诸侯、大夫、士，不同等级其婚丧节庆礼仪、服式、玉石饰品、称谓、舞乐、礼器、祭祀仪式规格等等，均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不得违制。

　　西周时代，是三代的盛世礼治社会，周族在得天下之前，尚处于原始公社晚期德治社会阶段，政治清明，百姓乐业。因此，西周建国，接受殷纣王“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的残暴腐败之统治，造成亡国灭家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因此努力发扬周族原有的好传统：“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尊礼尚施”、“知稼穑之艰难”。终于造就出“成康之治”的太平盛世，使邦国咸宁，百姓安居乐业。孔子盛赞其为理想的“小康社会”。

　　三代血缘宗法奴隶制等级礼治社会，至春秋末和战国时期，国家、社会出现了大分化、大变革，长时期的战乱，导致“礼乐崩坏”;从天子的没落到诸侯的没落到大夫的没落到士的空前崛起，至秦皇朝的建立，宣告了三代奴隶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制法治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其特点是：一以郡县制为国家行政结构体制，秦王朝虽仍是“家天下”，但皇帝与血缘宗亲之间则属于君臣法律之封建礼制关系，以法为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车同轨，书同文，实行中央集权制法治统治，全国划分三十六郡，郡县长官由中央统一派出，受制于中央管制，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法律制度。二是土地国有化，实行“名田”私有制，推行“税亩制”，国家与土地拥有者之间是赋税法律关系。民族固有的血缘宗法关系，变成了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封建忠孝宗法礼制关系。

　　三代的“天命观”统治思想，随着东周王朝的衰落和五霸的没落，老子的“道学”和孔子的“仁学”之产生，宣告了巫术礼教文化的终结;“百家争鸣”的时代文化潮流，开创了理性思想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为新兴的封建社会取代腐朽的奴隶制社会创造了思想和法律基础。

　　西汉建国，乃是完全继承了秦王朝的封建体制和法律制度，只是鑑于秦行苛政造成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便“除秦苛法”，而吸纳并改造了西周的“以德配天”、“尊礼尚施”之德和礼;依孔子儒家“以孝为本”之仁学伦理思想建立起新的社会礼仪制度。这样，王霸结合，从思想到体制巩固了封建统治制度。汉初“与民休养生息”，大倡黄老“无为而治”，使百姓安居乐业，百业复兴，国家因此日益强盛起来。

　　东汉的衰落和灭亡，乃是初级阶段的封建社会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发展规律使然。而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暴力横扫了腐朽的旧王朝统治集团，才能迫使新王朝统治集团接受血的教训，对人民采取开明宽松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使社会重获安定。东汉的问题是出在大封诸侯王上，西汉初期的诸王叛乱，曾造成严重的恶果;东汉刘秀又从滔覆辙。各地诸侯王与地方官吏互相勾结发展势力，日益坐大，造成尾大不调，致使中央权力旁落。到东汉后期，由于一代代皇帝幼小，往往大权旁落于外戚和宦官之手，与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了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在朝廷无力管理国家的情况下，各地诸侯王和豪强地主势力便越来越强大，有如春秋列国时代的诸侯王，各霸一方，发展庄园经济，俨然成为独立的诸侯王国。广大农民纷纷失去土地，沦为豪强地主庄园的农奴，他们各自建立地方武装，构建“乌壁”。而东汉钦定作为统治思想的“谶纬神学”，由于天命观为主导，以谶语迷信惑人，从而日益变得谎谬可笑，造成了社会的思想混乱。腐朽的东汉王朝终于在农民大起义和豪强军阀的混战中崩溃了。随着“谶纬神学”的垮台，导致董仲舒哲学神学目的论的破产和两汉经学哲学的动摇而走向衰落。

　　再经汉末董卓之乱、三国纷争，至魏晋虽天下归一，而内乱仍然不止。由于西晋以分封诸侯王为建国基础，终于酿成“八王之乱”，埋葬了短暂的西晋王朝;紧接着“五胡十六国”战乱不止，造成广大中原“流尸满地，白骨蔽野”的残酷景象。残余的士族集团纠集一起在江南建立了偏安的东晋王朝。历史由魏晋进入南北朝时代，直至隋朝建立，中华才重新归于大一统。从东汉末至隋，中经近四百年的战乱，历史似乎又象春秋战国之重演，但毕竟历史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时移境迁，战乱虽然把两汉四百年艰苦经营的广大中原地区的文化重心破坏殆尽，王朝尽管频繁更替，却始终未能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这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化必须牢牢把握住的原则。这一历史转折，是中华民族的封建社会由初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的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的一段曲折历史;由于两汉新兴的封建制度从思想到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夹杂着严重的奴隶制度的成分，导致王朝的灭亡。魏晋南北朝正是一个由旧制度残余势力的完全崩溃，由反思到重建封建制度的痛苦的历史过程。

　　这里需要了解的是，秦汉新兴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成分的构成问题。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乐征伐从天子出到从诸侯出到大夫出的历史转变过程;也就是说，是从天子的没落衰亡到诸侯的没落衰亡到大夫的没落衰亡，士族由此崛起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成了新兴封建制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基础。由于大夫阶层在三代是从事邦国政教文化事务，具有经国之才，因此，至战国时期，大批的精英人物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的大变革中，如“诸子百家”争鸣，为时代社会的转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成了新兴封建国家统治集团中的精英。士族，由于他们掌握着土地与庶民，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或靠军工、或靠大量开垦荒地和经营农副业，或经营商业暴富起来，一部分士族从而成了新兴的豪强和富豪，也成了新兴封建国家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强于变革性和创造性，如西汉在政体上继承和发扬了西周的德礼文化体制，而作为时代统治思想的董仲舒“儒术”，则更是全面而深入地继承了先代的天命观、“天人感应观”，导致东汉“谶纬神学”的形成。以血缘结构为基础的豪强士大夫集团，又俨然形成了类似三代的诸侯王国，各霸一方，终于酿成了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军阀混战局面。至东晋，士族的残余势力已只剩下百余家，他们与江南的士族势力结成联盟，建立了东晋王朝的偏安局面，得以生息苟延。兴盛于东晋时代的“魏晋风度”和“清谈”文化潮流，就是由没落的士族统治集团的精英士人们发动兴起而酿成的，并且创造出耀眼的历史奇迹，究其原因：首先是长期的战乱，已造成了中原文化的毁灭，呈现出一派荒芜衰败的惨象，只有江南尚可安息生活，以求苟延。由于长期以来，士族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斗争，必须设法缓解，相安无事，才能造成偏安的局面。因此，以王导为首的东晋新统治集团，便发起了以净化心灵的“清谈”与“风度”为内容和形式的社会文化运动，引导广大士族的士人们积极地投入，以追求“内圣外王”、高尚人格和激发才性智慧为目标的时代新文化风潮。经历长期战乱、流离失所而暂获喘息，却仍处于忐忑不安中的士人们，自然乐于参与，共同来营造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文化新风气。其次是由于董仲舒“儒术”作为两汉封建主义统治思想的倒台，造成了几百年军阀大混战的时代，在这个五色无主的思想真空时期，佛教乘机蜂涌而入并站稳了脚跟，吸引着朝不保夕的芸芸众生，拜倒在能救苦救难的佛像脚下。于魏正始年间为重建大一统天下，由何晏等人发动的“玄学清谈”，以求建立时代新的思想理论的短暂文化潮流，曾吸引了一大批士族精英积极地投入，终于造就了王弼玄学。在这个灾难深重、思想混乱的时代，却开放出一朵民族哲学史上为之骄傲的奇异闪烁的花朵。王弼玄学属于民族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民族哲学史上空前绝后的创造，能极大地开发人的才性智慧;而佛学的中道哲学正好能与玄学共鸣，因此而大大地引发了士人们的兴趣和热情。

　　东晋时代以慕圣求道为导向，以玄佛思想理论开发才性智慧，高尚心志，这种力求排除世俗困扰，追求人生精神境界的清纯高尚，达到内圣的理想目标的文化思潮，促发了人性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给“清谈”和“风度”之文运染上了纯学术性质的特色，从而推动了纯哲学、文学、诗歌、书画、音乐及文艺理论等的蓬勃发展，文运风气蔓延至南朝，终于为民族文化史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如纯文艺性质的文人书、诗、画和文艺理论的兴起，尤其是书论、画论、文论、诗论，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理论高度，而成了而后一千多年的理论准则;而玄佛合流，也推动了佛学的中国化和理论的发展，终于产生了智顗佛法，为佛学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高峰，同样成了民族古代哲学史空前绝后的奇迹。

　　隋唐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终于结束了近四百年的社会混乱局面。作为两汉封建统治基础的士族地主阶级，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以中小地主阶级为统治基础的唐王朝，从而开创了中期封建主义社会的盛世时代。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从而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勃兴;至盛唐时期，便创造出史无前例的文化盛世景况。一时间，群星灿烂，名家辈出，光照千古!宋代尚能继承大唐文运余风，又创造出了新的辉煌，总令后人仰之弥高!

　　然而，这里须指出的是，由于唐初视东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为亡国之音;而王弼玄学，因王弼认为老子以有无论，不能以无为本，故老子非圣也。由此废其《老子注》，将其打入冷宫，只让《易经注》传世。因此就割裂了王弼玄学的体系，令后人难以较好地把握与理解其玄学哲学的本质和意义。而南陈至隋的智顗佛法思想理论，则因智顗曾是隋炀帝杨广的法师，而废其独创的佛法，因此，使其代表佛法精华和理论高峰的法华佛法理论，及“三大部”经典遗著，被冷置于寺院的藏经阁中，少有人问津了。从而，影响了唐代及后世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只能又重回到汉代及三代，致使唐宋及后世哲学水平不进反退。如宋代和明代的理学，程朱虽能将易、老、儒、佛理论综合贯通，建构起理学新体系，却总有拼凑之嫌，理论上并无创新发展，还不如《易经》，《老子》、《论语》理论水平之高拔;其虽引用了唐代《华严经》“十玄”论为方法论，使理论体系得以完成，并提高了理学的思辨水平。惜未能弄清华严宗佛学是学取了智顗的佛法思想，更未能弄清其“十界互具”、“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之高妙理论。王弼玄学和智顗法华佛法哲学的丢失，这是民族文化史、哲学史的巨大损失和千古最大的遗憾!程朱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由于其强调经世致用为特点，有如董仲舒的“儒术”，因此成了南宋之后各代的统治思想;至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使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但仍以经世致用为特点，而哲学水平并未提高。哲学水平的肤浅化，在经世致用思想的主导下，文化不断地走向了世俗化、功利化。至明清资本主义商业城市不断兴起之后，文化又受到商品化的影响，文化之衰落颓势，便不断地显露出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水平哲学、文艺理论和唐宋时代文化艺术之辉煌景象，就越来越来可望而不可及了。

　　通过以上民族古代文化史简要的综述，旨在阐明民族文化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是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和掌握民族传统文化的关键。由于中华民族文化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研究起来的确很不容易，但只要观点正确，方法对头，抓住根本，也就不难深入。为此，我们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透过千头万绪、庞杂浩繁的历史事件和现象，由表及里、去粗取精，抓住本质特点。揭示历史发展的真相。自近代以来，饱学之士，又能贯通中西学的大才，不乏其人。但由于缺乏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多囿于千头万绪的现象，抓不住本质特点，虽有卓见，也往往以偏概全，无法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束缚，造成了学术界之混乱状况，至今尚未改观。其次是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尊重历史，从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既不能本本主义、先入为主，视历史为一堆杂乱的资料，随意取舍，随意诠释;也不能割裂历史，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妄下结论。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绵延不断已历万世，其继承性特别强、体系特别庞大而严密，如果不是在全面系统地了解基础上，去研究一些具体的历史文化问题，往往容易出错。比如现代许多学人，接受的是学科教育，以专攻为业，并受西方学术观点和方法论的影响，专业化多为形而上学实用主义所局限，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还美其名曰“古为今用”，致使谬误百出。其三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须与时俱进，要在掌握民族文化体系独特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弄清其精华和糟粕，再依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才能赋予其新的涵义和精神，使其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芒。比如“道德观”的变化，“道德”一词，应是来自老子的《道德经》，此前，道和德二字，是分别运用的，意义亦各别。在先秦时代，“道”一般指天道，“德”指社会人道之德。所以，老子以“道”论天道，以“德”论人道。这是对三代关于道与德的继承与发展。如在上古原始公社制社会时代的尧舜禹，是敬天保民、遵德而治，是属于“小国寡民”的“大同”“德治”社会。至夏商周三代家族奴隶制等级“礼治”社会，是“以德配天”、“尊礼尚施”、“家国一体”、“重贤任能”，“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为特点的时代。老子的天道观“无为而治”是由“天道无为而无不为”的特质而来。他认为，应“以道弘人”，而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之“德”与“礼”，使人道能如天道之“无为而治”，就会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了。由此而构想出“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孔子则批判了老子“弊于天而不知人”的错误，提出“以人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义思想理论。“仁”为人道之“德”，依“仁者，爱人”为原则，构建他的社会人道理论，完善了中华民族古代社会道德之理论体系。至秦汉封建“法治”社会建立之后，“道德”观理论特质演变成封建社会之“法、礼、德”互相统一的新思想体系，以“法”为裡，以礼、德为表，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继承多于变化，基本上以汉唐为范式，依时代变化增减之。今天，乃是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五千年古代社会已成历史，其道德理论和原则，自然也成了历史。但由于中华文化，是龙凤民族，炎黄子孙世世代代坚持以人为本，以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理论为民族文化史发展的的主导和主体，始终一以贯之。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始终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脊梁;其思想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伦理道德，如以孝为本，家国一体，移孝作忠;倡君子之德，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核心价值观;这些应是人道千古不移的原理，但其内涵应依时革新。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关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方面之道德价值观，简明扼要，已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文明灵魂，应以此新理念来重新释义忠孝、仁义礼智信之传统道德观，以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职责和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这不仅关及我国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也将影响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