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现场
 

　　去年的上海两场艺博会，这一趋势已经表现明显：无论是国外参展画廊数量，还是销售作品方面，西方现当代艺术都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艺博会后，大家讨论的不再是抽象、装置或是新水墨哪一类创作媒介更受欢迎，而是之前许多人都不熟悉的某位西方现当代艺术家的名字。
 

　　香港巴塞尔的表现，则让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著名批评家、策展人皮力在朋友圈的一段发言概括了艺博会的情形：“博览会是商业的，势力的，也是最真实的代表着趣味。本届博览会的最直接观感就是90年代中国艺术的集体缺席，那段历史造就的人物所剩无几。反观日本韩国，单色画，具体派，物派都是整个板块在出现。”
 

　　虽然西方艺术在国内艺博会上越来越受欢迎，西方艺术家也在不断地进入国内举办展览，但正如资深艺术品市场经纪人伍劲所说：“巴塞尔艺博会带动的艺术热潮已经显而易见，是亚洲进入全球还是西方攻陷亚洲则说不清楚。”

2017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展览现场
 

　　除了博览会，拍卖市场上的表现似乎更加说明问题：
 

　　大约5年前，中国现当代艺术还在香港市场占据主要位置，为了平衡东南亚地区及日、韩地区的艺术，拍卖行甚至一度有过去“亚洲化”的策略，而“去亚洲化”实则为“去中国化”。在短短的4、5年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正在丧失其在香港市场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东南亚艺术，两三年前的日本物派、韩国单色画，以及近一两年来的西方现当代艺术。
 

　　不少经纪人留意到这一现象：“早几年，西方艺术进入亚洲市场，需要考虑的是这一区域的趣味。但现在这方面的考虑因素正在弱化。”正如今年安迪·沃霍尔的作品进入香港苏富比春拍现当代艺术夜场，成功拔得头筹，并被一位亚洲藏家竞得，创下西方当代艺术品在亚洲拍卖纪录。巴斯基亚丝网印刷作品《致水神》以4228.5万港币成交，成为当晚的第二高价。

2017香港蘇富比拍卖现场
 

　　相反，几年前香港拍卖夜场上的明星还被许多中国现当代艺术家占据。除了以F4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集体标签，还有前几年一批70、80后艺术家在香港市场成功获得关注。其中以贾蔼力、王光乐、仇晓飞等为代表组成了一个中国年轻艺术家的“集体标签”。
 

　　为何几年后，中国集体式的标签在以香港为代表的国际市场上开始弱化，甚至慢慢失效？
 

　　从去年开始，亚洲藏家就表现出了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兴趣，在今年香港春拍结束之后，有明显的数据表明，竞投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亚洲藏家数量呈上升趋势。这与拍卖行近几年来委托方的变化有一定的关联。保利香港中国及亚洲现当代艺术部主管余菁悯谈到：“我们的托托方是跨亚洲区域的。欧美的藏家也在逐渐增加当中，他们会在香港买或卖艺术品。”
 

　　观察早几年的市场供货商，其中几个代表都助推了“中国当代艺术”这一集体标签在国际上的影响。比如尤伦斯夫妇在香港苏富比的两次上拍。其中2011年上拍了106件作品，2013年又上拍37件作品，目前为止，尤伦斯夫妇共上拍的作品达到了200件左右，累计总成交额超过了8亿港元。在这些藏品中，以“85时期”艺术家为代表组成了一个集体标签。2011年，尤伦斯夫妇首次出售其藏品时，香港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部主管林家如就曾肯定地说：“这是苏富比举行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个私人收藏。”两次拍卖中，2011年上拍的张晓刚作品《生生不息之爱》拍出了7906万港元，创下当时艺术家个人成交纪录。2013年秋拍时成交的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成交价为1.8亿港元。同样创下艺术家个人纪录。
 

　　另外一个代表张颂仁也在近些年来上拍了不少其收藏。比如2015年在香港苏富比春拍夜场推出的“论武·朱铭——张颂仁珍藏”，上拍了26件拍品。2016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推出的“破晓：张颂仁先生早期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专场等。
 

　　随着这些中国当代艺术早期的藏家出售其藏品，虽然创造了属于中国当代艺术集体式的传奇，但也在表明早期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资本在撤销。由此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信心造成了打击，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也再难有以个人藏家为代表的集体式收藏面貌出现。

香港蘇富比现当代艺术晚拍 安迪·沃荷《毛主席》竞拍现场
 

　　保利拍卖现当代艺术负责人常天鹄则分析了其中的关键因素：“经济战争的终极形式是文化战争，而文化是统治的代言和手段。中国大多数藏家还是个人行为，没有能力上升到国家行为，也没有人去界定谁重要谁不重要，比如美术馆的系统收藏，目前在中国还没一家标准意义上的美术博物馆，也没有一家专业推广本土文化的大型基金。结果就是听其自然，任人宰割。”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因素则是：中国新兴富豪越来越多，据《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环球艺术市场报告》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内地百万富豪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2016年，全球亿万富豪的分布中，中国富豪占据了16%，仅次于美国29%。然而不同于欧美藏家，在购买艺术品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美学、装饰上的需求。但投资性依然是亚洲藏家，尤其是中国内地藏家购买艺术品时考虑的主要因素。

2017年香港蘇富比现当代艺术夜场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现当代艺术虽然不存在所谓的价格洼地，但经过西方画廊长时间的市场运营，其价格体系相对稳定。另外许多国内藏家在收藏时对西方现当代艺术还存在一种“朝圣”的心态，因此近一两年来，西方现当代艺术逐渐为国内藏家青睐。也因此，越来越多的西方画廊、基金会进入国内，参加艺博会，或举办展览，开始输出大量的西方现当代艺术家。
 

　　基于此，不少圈内资深市场观察者为这种“集体式”的话语权丧失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艺术创作本来就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无所谓打上一个集体式的标签。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所谓的“集体式标签”是否依旧有效?
 

　　在匡时现当代艺术部门经理谢扬看来：“标签化是个双刃剑，从市场交易角度来说，被标签化的艺术品在客户认知的角度来看，有快速被辨识，被认同或不认同的特点，对于交易速度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从艺术品特殊价值角度来看，被标签化具有被快速概念消费的危险存在。换句话说，标签打不打，被谁打，打完后是否能被有策略性的经营都是这个标签化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与否的要素。我们也不能片面的关注在单一时间样本里某一类型的艺术品的价格表现，或者购买者热情表现，这都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潮流总是来去往复，作品本身价值的认定才是最重要的。”
 

　　常天鹄则认为：“首先艺术品就不是集体的产物，整个艺术史是由每一代的个案组成。艺术品是特殊商品，因此不能简单地标上MADE lN CHINA。但是比起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中国现代艺术吸走了大部分资金呢?因为那是一潭清水，里面三五条魚，经过时间的考验，价值判断相对明确。而中国当代艺术是一潭浑水，里面几百条魚，至少在消费层面上尚未达成统一的共识。所谓集体失声并不意味着无魚，恰恰相反，大战之前是最安静的。要想知道未来，多问问历史。当代艺术多半是文献记载，谈不上史，而有记载的不一定都是高明的。中国当代艺术恰恰缺乏根性的生长和东方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尤其是消费。中国现阶段到底是没钱呢还是没文化?艺术品是文化的物质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国人找到了文化自信和统一认识之后，所谓集体或个体也就迎刃而解，谁是真神目前下结论尚早。艺术这事儿，不能太急也不能太实用。”
 

　　在藏家仇浩然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就应该是全球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不应该将它与西方现当代艺术区分开来。一个成熟的收藏家在对当代艺术的观看中，应该不分中国和国外，而把两者放在同一个平台来考量，再看自己的收藏体系中缺什么，来进行补充。”
 

　　“当然作为一个中国的收藏家，也应该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国际的当代艺术，去认真考虑西方艺术家在个人的收藏体系中是否有必要，而不是简单地去追求所谓的大牌艺术家，或是价格、名气。”
 

　　“所谓的中国集体标签，可能只是媒体或拍卖公司一个比较简单的措辞，把一个趋势以一个标签的方式说出来。我觉得没有所谓的集体标签存在，真正的收藏家应该是把艺术家当做单独的个体来看，而不是将之当做一种趋势去看。”

2017香港蘇富比春拍现当代艺术晚拍TOP 10（成交数据来源于蘇富比官网）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代艺术集体标签”的失效，国内藏家转向收藏西方现当代艺术作品的当下依旧有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一位英国毒蛇艺评人在其文章中便直接地指出了问题所在：“欧美藏家都已经艺博会审美疲劳了之后，留下中国藏家泰然自若的扫尾一些不那么抢手的作品。”
 

　　这些问题的存在同时也促进我们今天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评判及认识的反思，正如皮力所说：“中国艺术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历史表述及其逻辑。90年代走来，原来觉得写九十年代的历史可以写好几章，现在看来可能就是两页，彩图都不用配。当代艺术是明天的历史，艺术家的历史价值不是由自己的辉煌奠定而是由自己当下和明天的创作奠定。事已如此，还是希望有奇迹出现。”